“人脸识别第一案”于2019年秋季立案，持续引发社会关注。近日，该案件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宣判，历时一年半，终尘埃落定。从审判结果来看，有欣喜，也有些许遗憾。欣喜的是，人脸识别、指纹识别等生物识别领域的个人信息安全日益受到重视；遗憾的是现行的法律难以抑制生物识别技术的扩张应用，更难以周延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及隐私的安全。
　　

案例回顾
　　2019年4月27日，郭兵购买野生动物世界双人年卡，留存相关个人身份信息，并录入指纹和拍照。后野生动物世界将年卡入园方式由指纹识别调整为人脸识别，并向郭兵发送短信通知相关事宜，要求其进行人脸激活，双方协商未果，遂引发本案纠纷。该案由于涉及人脸等个人生物识别信息采集、使用等问题，受到舆论广泛关注，被称为“人脸识别第一案”。
　　去年12月29日，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就此案进行二审公开开庭审理。时隔数月，“人脸识别第一案”终于迎来二审判决。此前的一审判决，判令野生动物园赔偿原告郭兵合同利益损失及交通费共计1038元，删除郭兵办理指纹年卡时提交的包括照片在内的面部特征信息。二审判决在此基础上增加一项：野生动物园删除采集的郭兵的指纹识别信息；驳回郭兵的其他诉讼请求。

　　人脸识别技术使用的边界在哪里？
　　从一起合同纠纷案到舆论热点的“人脸识别第一案”，这体现了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意识的提升，同时又反映出个人信息保护的短板。近年来，人脸识别被滥用事件不时触动公众敏感神经，通过更完善立法予以更严格规范的呼声日益强烈。
　　

“人脸识别第一案”终审判决后，人民网发表评论称，“人脸识别第一案”终审判决意义非凡，“判决告诉我们，可以勇敢地向人脸识别说‘不’”。
　

　但在《财经》E法看来，该案虽然强调生物识别信息应当谨慎处理和严格保护，但它可能仅代表了司法机关的态度。对于多数人而言，恐怕难以从法院的“表态”中获益，因为该案并未触及人脸识别技术中更为核心的问题，即：这项技术使用的边界在哪里？
　

　如何在维护用户安全、隐私和为用户提供便利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？专家认为，这需要在使用人脸识别技术时遵循合法、正当、必要原则，不得滥用。第一，信息处理者不得泄露或者篡改其收集、存储的个人信息；第二，未经自然人同意，不得向他人非法提供其个人信息，但是经过加工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除外；第三，信息处理者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，确保其收集、存储的个人信息安全，防止信息泄露、篡改、丢失；第四，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个人信息泄露、篡改、丢失的，应当及时采取补救措施，按照规定告知自然人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。
　　

个人信息安全被侵犯如何维权？
　　过去一年，人脸识别争议频发：有地方强迫用户接受人脸识别，多地小区全面启用人脸识别门禁……与此同时，人脸识别的安全风险逐渐显现。数据显示，2020年全国公安机关侦办的3100多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中，有22起窃取、贩卖人脸数据的案件被破获，60名犯罪嫌疑人落网。
　　

身处大数据时代，个人隐私、信息安全面临的威胁性不断攀升，提高个人信息的自我保护意识很有必要。在生活、工作中，应尽量避免向他人提供非必要的个人信息。如果发现个人隐私受到侵犯，应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或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。
　

　我国2021年生效的《民法典》(人格权编)确立了我国民事法律制度对个人信息权益的保护，正在制定的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更是从公私法混合的角度对个人信息进行全方位保护。民法典第1032条 自然人享有隐私权。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、侵扰、泄露、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。第1038条 信息处理者不得泄露或者篡改其收集、存储的个人信息；未经自然人同意，不得向他人非法提供其个人信息，但是经过加工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除外。
　　

个人诉讼途径。被收集人脸信息的人如果自身的权益确实受到侵害，提起诉讼是没有问题的。但现在主要问题在于如何证明他们(被收集人脸信息的人)是受侵害者，或受侵权者。因为消费者可能连是否去过门店的证据都没有留下，导致维权在举证方面会存在非常大的麻烦。
　　

集体诉讼途径。即使是受侵害群体较大，但由于我国诉讼法相关规定，都是针对个人提起诉讼的方式来解决问题。群体起诉也只能通过代表人诉讼的方式来解决纠纷，但代表人诉讼的前提仍然是以个人名义来提起诉讼。所以集体诉讼，或者个人诉讼，都会存在类似举证难问题。
 

  本文转自安防展览网 2021-04-12